晋商和盐的故事

盐是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之一。当中国古人从肉食为主转向谷食为主的时候,吃盐的需求就发生了,因为动物血肉里面包含有足够人体所需的盐分,而谷物本身不包含盐分。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,人类以狩猎为生,身体早已适应了肉食带来的微量元素组合。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2300 BC前后,在今鲁西豫东地区,中国古人才发展出五谷农业并开始以谷食为主的生活,这样,以食盐为基本调味品的饮食改变了原先适应已久的微量元素组合,直接导致了与吃盐有关的新型疾病的产生。

因为拥有著名的解州盐池,早在先秦时期,山西(晋国)就出现许多商人。著名的盐商猗顿就依靠从山西贩运盐和牲畜而发迹。《国语》中记载:“绛邑富商,其财足以金玉其车,文错其服,能行诸侯之贿。”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《历史和盐》一书中提出,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,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盐商,而这些盐商大多是山西人。从这种推论来说,晋商堪称中国最早的商人。

与陕商一样,晋商作为一个商帮,是在明初实施“开中制”之后兴起的;换句话说,“开中制”为晋商提供了机遇。于是,山西人依靠推车挑担,从河南或江南地区收购粮食,然后千里迢迢地运往北方边镇,以此换取“盐引”;有了盐引,就可以在解州盐池换取大量的食盐。就这样,近水楼台先得月,邻近解州盐池的晋南平阳、泽州、潞安等地的商人,很快就赚到了“第一桶金”。对这些初级商人来说,贩运大宗粮食,再换取盐引,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大笔资金,并且周转期漫长。因此能拿得出起始资金的,都是家底丰厚的富户。负责和分担运营各环节的人员,全部使用同族或同乡,称为“伙计”。伙计作为合伙人,要发誓不贪污私拿。

盐业作为一种官方垄断的特种商业,并不是任何民间商人都可以进入的,即使能够成为盐商,仍然时时刻刻要依赖官方权力的支持和保护。因此无论是徽商还是晋商,刚从盐业起步,便走上了官商结合的道路;换句话说,就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。

得利于“开中制”的晋商,依靠盘根错节的家族联姻,大多拥有根基深厚的官场背景。以蒲州(今永济)的张王两家为例:王瑶的二子王崇义为盐商,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(1541年)进士,历任刑部主事、陕西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、右副都御史、兵部右侍郎、宣大总督等职。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,二姐则嫁给了蒲州盐商张允龄。张允龄之子张四维,在万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。张四维之弟张四教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。

明朝时期,山西的太原、平阳和蒲州都是比较大的商业城市,它们的兴盛都与盐商有关。明人沈思孝在《晋录》中说:“平阳、泽、潞豪商大贾甲天下,非数十万不称富。”古代虽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,但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之子严世潘曾有这样的论断:“天下富家,积资满五十万以上,方居首等。”按他的看法,当时全国够得上“首等”的只有十七家,其中“山西三姓,徽州两姓”。

明中期以后,白银大量流入,“开中制”改为“折色制”,朝廷直接给九边拨付饷银,不再以盐引兑付粮饷。山西盐商纷纷转移到扬州。与此同时,明朝与北方的鞑靼、女真等游牧狩猎民族加强了商贸往来,开放了几处马市,新兴的晋商致力于拓展茶叶、棉布和铁器等边疆贸易。太谷的曹家从朝阳起家,因此留下“先有曹家号,后有朝阳城”的说法。明后期,北方边疆局势紧张,长期陷入战乱,晋商一度涉险从事走私业,与蒙古和后金等进行秘密贸易。有人因此认为,后金从晋商手中得到了大量铁制武器,从而能够以原始部落迅速崛起,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明朝可怕的灾星。明亡清兴,因为当年这段渊源,晋商颇得清廷信任,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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